孤独的门票
发布: 2006-10-21 14:04 | 作者: WOlf | 来源: 文化产业网 | 查看: 332次
《神魅巴黎秀》是艺术节投入最大，期望最高的节目，也是最受争议的节目
● “门票收入，捐赠和赞助以及政府资助是艺术活动收入的三大来源。中国演出市场中，除去政府资助具有特殊性不谈，最薄弱的环节即是企业赞助，究其原因，在于缺少成熟的赞助机制。”
● 一般所说的票价高，指的并不是热爱艺术而被价格拒之于门外，而仅仅是指艺术价格超过了大众用于娱乐消费的消费水平，前者是一个性质的问题，后者是一个量的问题，它需要一个市场性的解决方法。
多明戈来了上海澳大利亚国宝级的编舞格林•墨非带着他享誉世界的《莎乐美》来了上海；林怀民带着云门舞集献演上海；投资１５００万，展现巴黎３００年时尚歌舞剧目首演上海……对于热爱艺术的人们来说，１１月的上海简直让人垂涎欲滴。但是，动辄上百元的票价却让上海人发出一些感慨，对于这么多的好戏，只能发出一声叹息：艺术节可远观不可近看。
不忍出手的票价
票价太高了，一个月两三千的工资，才看一场演出，艺术节离我们太远了。
１２月１日，上海大舞台，“脑轻松多明戈之夜”，这是多明戈第三次来上海，也是本届艺术节的压轴闭幕演出。
１个月，４２台演出，上海国际艺术节号称国内最大的演出季，从演出形式内容上看也算是传统创新兼具，雅士大众共赏了。可毫无疑问，普通民众和艺术节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鸿沟——高票价。
在多明戈之夜，记者偶得一张朋友送的看台票，票价是８００元，而此次多明戈演出的非看台票，最高票价是２０００元，这是本届艺术节的最高票价。其次是１５００万大制作的《神魅巴黎秀》，票价是１２００／８００／４５０／３００／１００元。
今年艺术节还有几轴精品好戏，票价动辄都是上百元。中意合作的《波西米亚人》８００／５００／４００／３００元，澳大利亚的《莎乐美》５８０／３８０／２５０元，比利时的《变幻城市》５００／４００／３００元。高昂的票价让那些号称热爱艺术的人也纷纷咋舌，不忍出手。
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个朋友：某外资时尚咨询公司客户经理，月薪１万元。他观看了这次艺术节的大制作《神魅巴黎秀》，他说１０００多元钱的票实在不敢出手，买的几百元的票，只能感受到整个舞台的气氛，而人根本是看不到的，当时没带望远镜就变成听歌剧了。“虽然自己月薪还可以，但这么高的票价还是吃不消，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娱乐消费罢了。”
很多人干脆就死心了，不指望等着黄牛贱卖了。每次看到张贴的演出海报，也只是想，哦，我们的城市里又上演了一出好戏，这个月的好戏还真多。
而在多明戈演出现场，记者还听到这样一种声音：别人送的票，也不是很有兴趣，但不看又觉得可惜。
大制作的《神魅巴黎秀》总共演出１０场，出票率在６０％。而多明戈演出出票率也不理想，在演出前的半小时，各价位的票还都有。
“票价太高了，一个月的工资，才看一场演出，艺术节离我们太远了。”一个月薪３０００多元的朋友讲。
对此，上海艺术节中心总裁陈圣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无奈：请一些国外最好的团体来演出，他们都是有身价的，你不能说因为中国的生活消费水平低，他的演出价格就低，演出费用不会因为是中国，他的来回机票就便宜一点，国外是什么价，国内就是什么价。
高额票价谁来平抑？
上海办艺术节，政府不直接拨款，只是间接提供政策支援，比如高密度、大幅度的媒体宣传，高架上免费标幅广告等等。
艺术节中心宣传处主任张鸣告诉记者：国外大多具有政府背景和基金会支持，一般是政府资助三分之一，社会资助三分之一，另外三分之一由市场运作获得。
陈圣来说：上海办艺术节，政府不直接拨款，只是间接提供政策支援，比如高密度、大幅度的媒体宣传，高架上免费标幅广告等等。而大的财团对支持这个文化事业不是很热心。中国企业赞助文化事业可免税的相关法规还不够完善，因此商界赞助文化积极性不高。现在社会集资操作时，企业出资后往往要求媒体宣传回报，这与国际惯例不符。
“艺术节的资金一直不是很宽裕，可以说是相当匮乏。”上海艺术节中心总裁陈圣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。
不成熟的赞助机制
成功的演艺组织者要了解赞助商要什么，同时要长期挂钩，使赞助商的促销活动能够进一步扩展。
“门票收入，捐赠和赞助以及政府资助是艺术活动收入的三大来源。中国演出市场中，除去政府资助具有特殊性不谈，最薄弱的环节即是企业赞助，究其原因，在于缺少成熟的赞助机制。”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系副教授黄飚说。
一个盈利性的艺术表演组织同时面对多个市场，消费者市场和赞助商市场是最主要部分。票价高低与企业赞助是无法分离的。本届艺术节企业赞助的特点表现为，短期促销行为和个人关系痕迹占多，《神魅巴黎秀》主要由一家化妆品公司冠名赞助，《竹梦》由一家房地产公司赞助，《典妻》由宁波旅游公司赞助，双年展的赞助则是多由策展人之一翁玲寻得，这也反映了目前艺术赞助的基本现状。
于是在艺术节也就出现了“脑轻松之夜”多明戈演唱会这极不和谐的撮合，据艺术节内部工作人员透露，本届艺术节的赞助都是硬拉过来的，对此，艺术节中心陈圣来说：“能够找到一个赞助总是好的，中国的企业和个人没有这种赞助的习惯。”据陈总介绍，在爱丁堡艺术节上，每个节目后面都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企业的ｌｏｇｏ，企业与艺术节是长期关注和挂钩的，而国内企业对艺术介入不高，总是要求短期的商业回报，中国的赞助机制极不成熟。
什么是成熟的赞助机制？对此，记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系教授高福进，高教授表示，成功的演艺组织者要了解赞助商要什么，同时要长期挂钩，使赞助商的促销活动能够进一步扩展。而且国内非赢利性组织等中介服务机构不发达。据了解在美国这种提供各种赞助的非赢利性组织超过５０万家。
而本届艺术节由于企业赞助和政府直接投入不足，使得艺术节把所有的收回成本都压在市场运作上，票价扶摇直上。然而国内艺术市场的非产业化，使得依靠场次来摊薄成本的常规做法这一条路也被堵死了。
大制作、高成本与多场次
如果剧目受到政府或企业资助，在演出市场上以低价方式运作，那么演出商便不会考虑更多场次的演出，剧目只是走过场，露个脸，否则往往会出现越演越亏的情况。
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参演剧目与往年相比的一个特点在于：大投入大制作的舞台演出明显增多，如巴黎浪漫歌舞“神魅巴黎”，国家话剧院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，中意合作歌剧《波西米亚人》等。固定成本的高投入引出另一个问题，即在每场演出观众数量受到限制的前提下，这些大制作能够通过多少场次来摊薄成本，把票价降低到观众能够承受的水平。
以国家话剧院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为例，从今年４月份开演之初一直到１２月份上海国际艺术节结束，总共演出场次不到３０场。而音乐剧《猫》自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１日在伦敦的新伦敦剧院首演，至今已演出７４８５场，平均每年演出３５０场次。目前仍活跃于舞台的的《悲惨世界》（“Ｌｅｓ 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ｅｓ”）和《歌剧院的幽灵》（“Ｔｈｅ Ｐｈａｎｔ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”）的演出场次也分别达到了６４７６场和６１７９场。
“一般所说的票价高指的并不是热爱艺术而被价格拒之于门外，而仅仅是指艺术价格超过了大众用于娱乐消费的消费水平，前者是一个性质的问题，后者是一个量的问题，它需要一个市场性的解决方法，比如增加企业赞助，增加场次。”高福进教授说。
然而一些剧目的演出公司很是无奈。参与运作本次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甬剧《典妻》的潘女士向记者表示：“我们操作的这个《典妻》能够推出４０元票价，也是因为宁波市文化局的支持和浙江省一家旅游公司的赞助，否则，这样的价位要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收回成本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传统戏曲类剧目的表演场次最多３０场左右，再多就做不下去了，因为国内市场规模很有限。”潘女士还和记者谈到这样一个问题：如果剧目受到政府或企业资助，在演出市场上以低价方式运作，那么演出商便不会考虑更多场次的演出，剧目只是走过场，露个脸，否则往往会出现越演越亏的情况。
对此，艺术节中心总裁陈圣来说：增加演出场次和观众的接受程度有关，对于那些严肃的剧目来说不太可能多场次演出，国内还没有把文化当作一种产业来做。像日本的《狮子王》，演出三年来，天天演出，天天满座，他是把它当作一种产业来做，先期会度身定做剧场，大量的宣传策划推广，演出两年后，收回市场成本，然后开始纯赢利，总共演４－５年。
行政突破与５％的管理费
在爱丁堡艺术节，最贵的一场是瓦格纳歌剧，票价１００英镑，折合人民币１３００元，和上海的票价基本持平，而上海生活水平指数比爱丁堡低得多。
据陈圣来介绍，今年艺术节２／３的节目是由艺术节中心直接联系的，另外１／３的节目则由下属演出公司推荐。“今年艺术节政府干预少了。”陈圣来说。然而演出公司的剧目参加本届艺术节，需要向艺术节中心交纳５％的管理费。在承认其合理性的同时，有的演出承包商提出这项费用过高。“在整体利润水平不高的前提下，这种收费额度并不适合中国演出市场的实际情况。”交大高福进说。
因为有管理费的存在，以及太多市场不确定性，一般演艺公司在艺术节之前的３个月才开始承接节目，那么市场推广和调查只有从那时做起，而如果是一开始就有独立经纪公司承接，他们会从剧目策划之初就开始跟进，从而对市场有充分的把握，不至于预测不准而盲目提高票价；另一个就是３个月的时间，难以使这些独立经纪公司与节目方充分交流和沟通。前期策划和宣传很不到位，最后为了收回成本只好抬高价格。
“演出经纪公司在剧目策划排练之初就开始跟进，可以在调研的基础上对市场有大致的把握，否则就难以预测市场情况包括接受程度、演出价位。”高福进教授说。
在采访中，艺术节中心总裁陈圣来做了一个比较：爱丁堡总共５０万人口，上海人口１７００万。爱丁堡艺术节总共８０台演出，总共演出２００场，观众达到４０至５０万。上海艺术节１５１台节目，总共演出１０９场，观众２５万到３０万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。然而关于票价，在爱丁堡艺术节，最贵的一场是瓦格纳歌剧，票价１００英镑，折合人民币１３００元，和上海的票价基本持平，而上海生活水平指数比爱丁堡低得多。“一是上海还没有形成消费这种艺术文化的习惯，其二，就是产业化的缺乏。”陈圣来说。
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９日，艺术节中心总裁陈圣来在提交给“２１世纪中国文化产业论坛第二届年会”的报告中指出：“加大市场开发力度，探索多种经营途径，综合发展与利用艺术节资源，开拓衍生产品，真正把艺术节（上海国际艺术节）办成具有一定实力的文化产业。”
艺术节产业化的前提条件是演艺策划、剧目引进、经纪操作的市场化。市场化要求市场在演艺团体的经营过程中能真正发挥导向的作用。
上海交通大学文化艺术管理专家认为：中国演艺团体的行政改革还在进行之中，演出组织的营销与管理经验尚在累积，无法与国际标准实现接轨；中国的演艺业还没有建立起价格引导成本的经营方式，即根据不同的演出产品预测消费者能够接受的票价，然后以此为依据来控制成本。近两年来中国演艺经营组织者普遍出现亏损，主要原因就是在于盲目跟进高价位演出，致使票价脱离实际，入不敷出。
